當都市報黃金期已成過去，當下又面臨著新媒體的巨大沖擊，都市報人是抱殘守缺，困獸猶斗，還是與時俱進，吐故納新？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本人在紙媒浸淫近20年，我的態度是，必須跳出紙媒的思維局限，拋棄掉曾經的優勢感，做一些必要甚至痛苦的改變，或許能帶我們走出困境。
　　一、可不可“價值重構”？
　　武漢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金海提出，新媒體的興起，傳統媒體的價值消減是事實，但并不等于必然消亡，可以通過“重構價值”獲得新生。即傳統媒體可以用信息的質對抗新媒體的信息量，實現價值重構，將信息量這塊讓渡給新媒體，專注于信息的質。他的提法很新穎，也很實際。但他只提到“量”的讓渡，并沒有提到“快”的讓渡，我認為可以作出兩個讓渡。
　　一是信息“量”的讓渡
　　辦一張內容豐富、信息量大的厚報曾是讀者市場對報紙的基本要求，也是都市類報紙引以為豪的事情。但進入互聯網時代，這一情況已發生根本性變化。一張報紙版數再多，辦得再厚，也無法與互聯網的海量信息比擬，加之發行成本倒掛，厚報在互聯網時代顯然已不適時宜或不自量力。
　　因此，當下我們應牢牢樹立“不拼海量拼質量”的理念，毫不猶豫地將信息的量讓渡給網絡媒體，在信息的質上下功夫，把厚報辦“薄”，將內容辦“厚”①（帶數字小標的文章引用，詳見文末。下同）。通過精心篩選和編輯，將有用、有質量的信息提供給讀者，讓讀者花最少的時間看到最想看、最需要看的信息。
　　在“做薄”同時，也可考慮“攤薄”，即分成不同的幾疊，分裝成冊，單獨售賣。讀者可根據自己的需求來選擇購買，而不需要花更多的錢買一大撂自己根本不感興趣的東西。想了解財經新聞的讀者可買財經疊，想看娛樂時尚新聞的可買娛樂疊，喜歡社會新聞的可買社會疊，這既節約了報紙印刷成本和發行成本，也節約讀者的閱讀時間和受眾注意力。
　　二是信息“快”的讓渡
　　與信息的海量內容上一樣，在信息的即時傳播上，紙媒也無法與新媒體比拼，但可在“準確”、“權威”、“有效”上一展我們的優勢。
　　新媒體特別是社交媒體的興起，信息速度更是超乎人們的想像。Facebook已坐擁全球8億用戶，Twitter用戶有1.5億，每秒產生1000條微博，用戶每天發布超過2億條微博。新浪微博高峰時段每日也能產生1億條內容。
　　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記者，盡管我們有安徽最大的采編團隊，你也不可能大過自媒體的人數。他們隨時都在事件的現場，隨時都可以將自己所見所聞發布到各種新媒體平臺上。在快速發布上，我們必須承認無法與新媒體競爭。
　　但是，我們不與網絡新媒體拼“快”，并不代表就對這些信息無動于衷，而是要及時關注和收集網絡媒體的重要信息，并將其作為信息源，通過質疑求證、梳理補充、深度解讀等，“深化”和“升華”新媒體信息，變網絡上的碎片化信息為完整信息，變網絡上的“快閱讀”為報紙的“慢閱讀”和“深閱讀”，展現報紙特有的新聞魅力。
　　不怕新媒體快報在先，而是怕簡單地跟在后面做網絡媒體的印刷版。傳統媒體要通過“反碎片化”操作，將快而雜亂的信息碎片有機地組織起來，在研判新媒體的傳播內容和方向后，進行新的議程設置，生產出比網絡媒體更新、更全、更準確、更有價值的內容。
　　二、能不能“互動”起來？
　　社交媒體最大的優勢是互動性，但紙媒是否無法克服互動性不強的問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是強化報紙版面內容的互動
　　盡管現在幾乎所有的都市報都開有“熱線新聞”版或“互動新聞”版，但紙媒編輯記者的互動意識仍并不令人樂觀。我特意查了一下安徽所有的晚報、都市報，發現版面上都沒留有編輯或編輯部的任何通信聯絡方式。那么請問，讀者對你版面刊登的信息內容有想法，有看法，甚至有新內容要反饋，他們找誰互動交流呢？
　　這方面，國內一些知名度較高的都市報做得比較好?！缎旅裢韴蟆?、《大河報》每個版面都留有編輯郵箱，《羊城晚報》、《燕趙都市報》留有部門郵箱，《揚子晚報》是編輯郵箱和部門電話都有。這雖然是小事，是細節，但反映了一張報紙的互動意識。
　　現在的讀者不會像過去一樣，你登什么我看什么，他們懷有強烈的交流和表達愿望，那就是要在新聞底下開展討論和質疑。因此，報紙的互動性不能僅僅體現在一兩個熱線新聞版或互動新聞版上，而應滲透到報紙的每一個版面，每一個話題，甚至每一條重要的稿件。
　　正如有人說的那樣，全媒體時代，報紙不能簽完版交付印刷，記者編輯工作就算完了。因為網絡上可能正在討論我們的新聞稿件，如果我們不去關注和收集讀者的反應，不及時在第二天的報道中做出反饋，我們就失去了與讀者的互動機會②。
　　二是通過活動為讀者提供互動平臺
　　世界最暢銷的報紙、日本《讀賣新聞》有許多成功的秘訣，其中之一就是“社交報”理念。他們通過報紙組織各式各樣的活動，來增強讀者的互動與體驗，實現“社交”作用。他們每年都要組織四五百項之多的社交推介活動，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每年請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到日本演講等，不僅為讀者所歡迎，也成了他們的服務品牌。
　　在這方面許多雜志走在了報紙前面。國內有一本叫《創業家》雜志，他們不僅僅是在辦一本雜志，而是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運作了黑馬大賽、黑馬營、黑馬會、青年天使會等，為創業者提供服務的產品。
　　該是樹立新的辦報觀念的時候了。報紙不能僅僅是靜態的新聞發布機器，而應盡可能多地組織開展既有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既叫好又賣座的品牌策劃活動。在新媒體環境下，組織社交活動可能比單純的發布新聞更重要更迫切。
　　三是借助社交媒體實現跨界互動
　　微博等社交媒體剛剛興起時，曾經讓一些傳統媒體人如臨大敵，有媒體甚至禁止報社記者編輯上微博發布信息。
　　其實，社會化媒體作為新聞傳播的新型渠道和平臺已是大勢所趨，限制與禁止媒體與媒體人使用社會化媒體已不可能或可笑。目前國內幾乎所有的紙媒可能都在新浪、騰訊微博上開通了官方微博。
　　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的《2012年新浪媒體微博報告》，截至2012年底新浪微博認證的媒體微博總數突破11萬個，包括17221個媒體官方微博和92945個媒體從業者微博。
　　無社交，不媒體。都市報一定要善于利用社交媒體來搭建自己的跨界互動平臺?！缎掳餐韴蟆沸吕?、騰訊兩大官方微博粉絲現在已超過80多萬，我們有必要研究如何在微博平臺上運營我們的內容，發揮跨界互動作用，彌補報紙時效性和互動性不足問題。
　　三、敢不敢開放辦報？
　　社交媒體是去中心化的，內容制造是開放的。傳統媒體由編輯部生產內容，社交媒體則由網民生產內容。網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產者。
　　這點傳統媒體肯定做不到，不可能讓我們的記者編輯都下班，報紙的全部內容都采用讀者的。但是，我認為一些非新聞類的版面內容完全可以像網絡媒體一樣“去中心化”，實行社會化生產，讓讀者參與進來，實現開放辦報。
　　一、譬如開放內容。這種嘗試已在一些發達國家的平面媒體中屢見不鮮。
　　英國《衛報》實施過“開放編輯部”的做法,他們將編輯部討論的各項新聞選題在網絡和Twittet上向讀者開放，然后根據與讀者的討論和交流，確定報紙的最終選題。通過Twitter,讀者可以與記者和編輯互動，在內容的生產上，讀者和網民有充分的發言權。
　　二、譬如開放版面。
　　2012年4月份在印尼參加世界報業協會亞洲會議時，曾參觀爪哇郵報，他們每天有一兩個版，主要是關于年輕人的版面，從社會上招募讀者擔任臨時記者編輯，從選題到采訪到版面制作，在報社編輯的指導下由讀者完成。這種開放辦報模式，雖然不能解決平面媒體互動性差的根本問題，但這種形式肯定有利于樹立報社的品牌。
　　還有一種開放叫“合作、外包”。仇勇在《除了等死，傳統媒體主編還可以這樣做》一文中說的很清楚：
　　“新媒體和自媒體的生產力已遠遠超過傳統媒體的生產量。與其筑壩抵擋，不如引水入渠。傳統媒體單獨制作一篇高質量報道的成本已經高到不能成為一個生意了，而合作、外包的成本卻大大降低。所以，編輯的價值在于有高品味的鑒識好東西的能力，發現市場上好作者的能力，提供增值內容的能力。編輯在開選題會時，不一定只會向記者派出選題，而是確定選題，然后找到外部最適合撰寫的作者?！雹?br /> 　　這可能顛覆了我們的辦報操作模式，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一定會來臨。上個月我們可能都看到一條消息，《芝加哥太陽時報》裁減掉了整個的攝影部門共28人，包括曾經兩次獲得普利策獎的記者也名列其中。
　　他們給出的理由就是：隨著信息傳播渠道的多樣化，使得來自普通人用數碼相機或手機拍攝的現場照片和視頻正在越來越受到媒體重視。在很多突發新聞事件中，身在現場的普通民眾拍攝的第一手影像資料往往比媒體攝影記者更及時。因此，裁減攝影記者部門，聘請自由攝影師，更多的使用視頻報道新聞。
　　四、要不要把“讀者”變“用戶”？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魏武揮最近接受采訪時發表了一種觀點：
　　傳統媒體的危機并不來自新媒體。變革，要從找到你的用戶開始。媒體必須產品化，還在強調“讀者”的媒體離死不遠了。
　　他認為，還在強調“讀者”的媒體，還活在20年前。讀者是不會付費的，頂多花一兩元錢買你一份報紙，然后靠廣告商生存，但是現在這種賴以生存的方式被打破，還在強調“讀者”的媒體只有死路一條。
　　將讀者變為用戶，必須樹立兩種意識：
　　一是服務意識
　　我們報紙稱讀者，廣播稱聽眾，電視稱觀眾，但網絡媒體卻稱“用戶”，雖然對象都是受眾，但傳統媒體強調的是閱讀和收聽，所以“內容為王”，新媒體強調的卻是服務，所以強調服務為王、體驗為王。我們必須轉變觀念。在堅持內容為王的同時，也要強調“服務為王”和“體驗為王”。
　　這是因為，一張報紙，即使你新聞再好，你的體驗不好，互動性差，參與度低，也創造不了價值。用戶可能不僅僅要看你的新聞，還要能享受各種體驗和服務。報社要集中精力做新聞，更要調動一切資源做服務。如可利用自己的優勢資源和品牌效應，開展各類培訓、咨詢、教育、理財等活動。
　　二是產品意識
　　產品是有用戶的，用戶會付費。同樣是“高招咨詢會”，《齊魯晚報》一開始和我們一樣，就是一個大型新聞策劃，后來他們將這個活動經營為品牌產品，讀者變成了用戶，僅每年高招咨詢會就能帶來幾百萬的經濟效益，甚至更多。
　　前面我們討論過報紙要善于通過組織開展活動增強互動性，但這些服務活動一旦獲得讀者或市場認可后，更要善于將它轉化為服務產品，許多紙媒往往止步于此?！缎掳餐韴蟆烽_展和策劃過很多為讀者廣泛歡迎的服務活動，如“高考直通車”、“新安百姓講堂”、“新安愛情號”，以及各種高峰論壇會，但最終很少有變成報社服務產品的。
　　一直為魏武揮津津樂道的《創業家》雜志，其成功之處就在于：當他們發現服務活動吸引到特定的讀者后，便會將讀者轉化成用戶，將服務活動變成服務產品向用戶推銷，小的淺的服務收小費（有時候會有些免費服務），大的深入的服務收取較高費用。用魏武揮的話說是，這里沒有廣告主什么事，直接拿服務產品換錢。
　　產品意識差，深居傳統媒體多年的我們可能自己感覺不到。王雷在南方都市報和云南信息報工作了13年，2012年到騰訊微博工作。從紙媒的首席記者，到紙媒的副總編輯，再到微博的內容運營總監，王雷深有感觸：“傳統媒體產品意識相差很大，缺乏意識和工具，對媒體本身的產品演進、設計、用戶體驗關注不足。在我的紙媒工作經驗中，幾乎沒有體系化的產品概念?！雹?br /> 　　五、懂不懂數字化轉型“轉”的是什么？
　　近些年，受新媒體沖出，傳統媒體的廣告和受眾流失比較嚴重，傳統媒體紛紛提出數字化轉型戰略，但大多在轉型過程中患了急功近利的毛病，只將眼睛盯在獲取廣告客戶上，忽視了如何獲取受眾上。
　　盡管大家一轟而上辦網站，做客戶端，但沒有幾家是掙錢的。道理很簡單，無論從資金投入、人才技術力量和運營機制，傳統媒體都無法與網絡公司抗衡。許多傳統媒體辦網站沒有幾年，內容建設還沒有為用戶所接受，就嚷嚷著讓它們搶廣告，去掙錢，最終欲速則不達。
　　財新傳媒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胡舒立有一種觀點：轉型不是轉場，關鍵是新聞本身如何在新媒體平臺上發揚光大。如果我們贊同紙媒數字化轉型是“轉型”而不是“轉場”，那么我們最大的資源和優勢仍是采編資源，也就是內容資源，轉型的關鍵應該是在受眾閱讀習慣改變的情況下，如何將報紙讀者轉化為數字用戶。
　　《華爾街日報》目前有64萬iPad用戶，而他們的數字訂閱用戶2011年就達到53.7萬，《金融時報》至2011年底已經擁有26.7萬數字用戶。而《紐約時報》公司的在線付費用戶數量截至2012年9月底已達到56.6萬人，約為印刷版發行量的一半。他們印刷業務出現虧損的負增長的情況下，由于數字訂閱用戶的增長，發行收入重新出現增長。彭博社發布消息稱，2012年年底《紐約時報》線上線下總訂閱收入達到7.683億美元，比廣告收入多出5290萬美元，成為第一大收入來源，這也是《紐約時報》的總訂閱收入首次超出廣告收入。
因此，以內容為王，爭奪和獲取用戶，將報紙訂閱用戶成功轉型為數字訂閱用戶，這才是紙媒全媒體建設的基礎建設，也是數字化轉型的應有之義。
（作者：新安傳媒研究院院長、新安晚報新聞總監 吳國輝）
　　注：
　?、亳R國倉《新媒體等五大因素或將終結厚報時代》載2013年6月7日《中國新聞出版報》
　?、谀臼�萬《以南都為例看都市報的轉型之痛與未來》載《鈦媒體》
　?、鄢鹩隆冻�了等�?，傳統媒體主編還可以這樣做》載網絡
　?、芡趵住陡淖兊牟粌H是工作更是理念》載2013年6月9日《中國記者》